[4]古今中外的法学家从各个角度强调了法的生命在于实施，法的实施是实现立法者的目的、实现法律的作用的必由之路。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长期非法存在，最后只能依赖运动式执法加以解决。今后，仍有两个密切相关的领域值得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14]参见肖强:《法律实施学刍议》，《法学杂志》2017年第1期，第19-29页。在现代法律中，特别是对于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实施措施，法律往往作出了有关实施程序的明确规定，并要求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正义和合目的性是法律的第二大任务，而第一大任务是所有的人共同认可的法的安定性，也就是秩序和安宁。[111]参见注[39]，第16-26页。李俊峰：《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美国的制定法总是要在制定中明确该法的实施预算，充分体现了法律实施的资源依赖性。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特定时空条件下，法律实施的资源总是稀缺的。当我读到这样的文字，似乎突然有了德国18世纪伟大的诗人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席勒所说的那种只有通过美这扇清晨的大门，你才能进入认识的大地之情怀与感觉。

那个时期法学任课教师以及学习法律的学生普遍感到知识的焦虑，人们渴望一夜之间找到突破口，冲出法学知识的樊篱，希望迅速弥补由于法学的荒废而留下的知识空白，法学界普遍弥漫着一种焦躁的情绪，传统法学的批判法学的革新法学的转型方法的革命等等成为当时时髦的口号，从事各个部门法研究的学者开始从废弃多年的民国时期的法学著作、教材以及当时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著述中吸取法学知识的营养，有点饥不择食的味道。第三，积累优质的案例。第六，在法学的知识生产中，法学家们必须遵循法学范式，它是法学家或法律家在一定时期内从事解决法律问题之活动的理论框架，它是一定时期法学知识共同体的法律实践的前提，是该共同体一致信从的法学基本理论、信念、方法、标准等构成的集合。三是法学向方法的回归。

舒国滢教授以罗马法学为基础的欧陆私法(民法)学作为样本，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学本质上是一门教义学，而法教义学本身是一门科学，或者被(法学者们)认为是一门科学，进而回答了戴逸之问，即中国法学要想摆脱幼稚走向成熟，就必须使自身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第三个判断：2000年—2010年，中国的法教义学处于沉淀的时期。

所以，当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时，法学几乎是一片空白。我的研究总体上得出上面已讲过的结论：法学本质上是一门教义学，而法教义学本身是一门科学，或者被(法学者们)认为是一门科学。[作者简介]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访谈时间：2017年12月22日，访谈地点：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楼A318室。

这个时期法理学界的讨论相对活跃一些：有关权利本位义务本位法的价值人权法治等等理论问题的激烈辩论为日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就像哥廷根火车站站牌所标识的那样，哥廷根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科学城(Stadt der Wissen-schaften)。这个研究初看起来好像是法学史、法学流派之发展的探索，其实我真正的关怀是：法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我们中国所要学习借鉴的法律科学或法教义学本身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各个时代的法教义学家们到底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他们是怎样解决这些难题的？说到底，我想从西方法学知识发生学角度寻找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法学到底有没有科学性？ 由于这样一种学术关怀，我就不能像上述那些法律史大家那样去白描式地处理法学史的素材或者用过多的笔墨来描述法学上的事件，而是以一个中国人的关切视角去看待历史上的西方法学，我把法学家们的著作、学说、流派的流变等等均作为寻求解答法学性质之问的素材。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家治理形式的精细化，专业化的法律学术开始成长，但以围绕立法论为中心的法学知识生产呈现出依附解释体制的寄生状态，虽然有部分留学归国的学者开始用新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解读中国的法律制度实践，然而整个学界对何为法学这个问题并未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

据统计，到2016年，已有40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任教或研究。如果法学家(比如像德国学说汇纂学派学者那样)按照科学的方式建构(比如民法的)法教义学体系，那么，这项工作则更是与法律适用中的解释法律无关。

该书德文版出版于1953年，其本身并不厚重，只有10万字左右，但它讨论的主题却震惊了西方学术界：被西方世界几个世纪遗忘殆尽的古代论题学(Topica)及其与法学之间的亲缘关系被菲韦格以简略的文字再度呈现于世人面前，一时间引起包括法学、修辞学、历史学、逻辑学等学界的兴趣，学者们为此前后讨论达20年之久。人才的匮乏(或者说，人才荒)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法学走向精致化或科学化的道路。

这样，英美法系的法学知识谱系，刑法学、宪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等等部门的法学知识谱系，均不在我既定的研究框架之内，这纯粹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这个时期，中国部门法学的知识形态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其突出的特征表现在德语的法教义学这个词被法学界接受，成为一个热词，一时间，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宪法学等领域开始广泛使用法教义学作为论文或论著的标题，几乎到了无教义不成学的地步。法教义学作为制度化推动的法学也规定了这种知识形态的公共运用性质，法学范式不仅是任何法学研究者个体必须持守的一种理论框架，也是整个法律人对法学知识之公共运用的典型形式。应该说，这样的素材在历史上积累甚久，其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全妥善地掌握和处理这些素材，这样，研究者就必须按照研究的目的来对此进行取舍。不过，这个时期的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立法上，法学知识的生产围绕着这个工作重心展开，司法实践的难题之解答并未成为法学知识成长的推动力，相反，司法解释取代了法学者们的理论思考，成为法律学术的圭臬，中国法学依附解释体制的寄生状态，让法学进入了无反思的学术阶段，靠着某种日常惯性的方式延进，注释法条之风在法学界呈现出来，各类法律注释类读物充斥坊间，真正有学术含量的专业法学作品不是很多，法学知识状况的变化不很明显。20世纪90年代刚刚出现端倪的专业法律学术是在争执与漫无目标的追寻中度过的。

最让本人膜拜的，那个时候的哥廷根还有一位与卡尔?拉伦茨齐名的法学大师，他就是欧洲法学界著名的罗马法与民法史大家弗朗茨?维亚克尔，他所著的《近代私法史》堪称百年不遇的法律史经典。法学之命名，也是一种建立在有约束力的理论规则之上的集体约定行动，而非个人的恣意行为。

不过说实话，至少在民法和刑法这两个领域，尽管通晓英语的法学者也介译不少法学作品，但因为我国在民法和刑法方面的制度实践与英美有一定的差异，所以，有关英美私法学和刑法学的一整套概念和原理还不能直接对接上我们过去从苏联、欧陆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转化而来的知识和用语，它们是两套并非完全兼容的法律符号系统和方法论系统。我们后来人如果早一点懂得沈老先生的忠告，也不至于在法学和法治发展的道路上走那么多弯路。

这个工作不是简单地说明法典或法律条文的文字意思，而是运用法教义学知识对法典或法律进行批判性、系统性地解释，让每个条文在整个法体系内部的含义、适用条件、可能的漏洞以及弥补的方式得到完全的说明，只有这样的法典评释才会真正使法教义学对法律适用起到监控作用，发挥法学作为科学在制度实践中的稳定功能减负功能和检验功能。至1837年哥廷根大学建校100年时，其因几乎每年法学院注册的学生均占全校在读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而被称为法科大学，也因此成为18世纪德国公法学的麦加。

法教义学在中国突然流行开来，并不是一两个人推动的结果(包括我自己，对法教义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也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尽管我从2003年起开始带与法教义学相关的法学方法论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有些博士生甚至专门以法教义学作为论文题目，但不是说他们的研究突然改变了法学的面貌)，而是中国法学(尤其是部门法学)到了知识更新或升级的阶段，这是一种法学知识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需求，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过去自己搞出来的一套法律知识还谈不上科学，对于当前法律实践(尤其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缺乏应有的解释力和论证力，因而需要创建真正的法律科学。因而，尊重现行法律规范同时成为司法裁判所诉求的法学(实践取向的法学)达成理论约定的基础或前提。说起来有些遗憾，1993年我去德国之前，拉伦茨在慕尼黑去世(1993年1月24日)，1994年我从德国回国之前，维亚克尔在哥廷根逝世(1994年2月17日)，两位大师前后不到一年相继离开人世，未能亲眼得见，失之交臂，真的是令人叹息。第二，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开展中国的法典评释

机器人被攻击时应有自卫权，机器人外科医生应有执照和行医权。即便是机器人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进化，这也并不意味着人对这种进化的方向与速度失去可控性。

(二)智能机器人犯罪的范围 刑法分则共有十章，分别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智能机器人没有生命体，只有机器躯体。

这样为了证明人类群体可能可以具备法学人格，我们不需要证明人类在生物学上是相同的客观实体、组织，而是需要证明自我目的在人类群体当中和在个体的人身上的体现是一致的。特别是在机器人伦理中要求自然人尊重智能机器人，更是利益关联性的重要表现。

这一现实接受度与未来接受度的差异来源于人类对科技发展的复杂态度，并隐隐契合了人类心理与利益。应当看到，只有同时具备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才可以承担刑事责任。人权是一个重要的伦理、法律与政治概念，而机器人权利更多地属于伦理、科技与安全的范畴。这两种预防功能在机器人身上皆得以奏效。

机器人加载道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机器人成为独立的物种，真正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控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致的系统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承认机器人的权利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其本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的利益。

与自然人相比，智能机器人具有超强的控制能力与可培养的辨认能力，即智能机器人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性。[18]无论如何，法律人格总会随着时代变迁丰富其内涵。

在承认的基础上，对机器人的权利类型、范围也应当以伦理为依据进行限制。即便不会使人类灭绝，人类也绝难接受与机器人共同治理社会、分享资源的局面。